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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始人被踢出局后,为何反手把公司告上法庭?——创始合伙人人身损害的法律陷阱

侵权纠纷 2026-11-05  阅读:208
本文围绕创始合伙人人身损害法律陷阱,结合近三年律所代理的真实案例,分析创始人多重身份下的救济困境、刑事报案工具化风险及公司场所安全保障义务边界,提出章程约定、劳动合同分离签署、慎用刑事手段等实务建议。

一家初创公司完成B轮融资的当月,创始人兼CEO在董事会上被临时增加的议程罢免,随后因“岗位调整”被移出公司门禁系统。三个月后,他以公司未提供劳动条件、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为由提起仲裁,索赔金额高达数千万元,其中包括未休年假工资、违法解除赔偿金,以及一笔被他称为“人身损害”的精神抚慰金。这起由北京某知名劳动法律师事务所代理的案件,最终以调解结案,公司支付了一笔不菲的和解金。案件本身并未公开,但它折射出的问题正在法律圈和创投圈同时发酵:创始合伙人的人身损害风险,远比想象中复杂。


过去三年,围绕创始合伙人的法律讨论明显升温。早期焦点集中在股权代持、对赌回购和公司控制权争夺,2023年以后,随着大量创业公司进入“退出季”,创始人被免职、被限制人身自由、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事件频发,讨论重心开始向人身权益保护偏移。检索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和各地高院典型案例可以发现,涉及创始人的人身损害纠纷主要呈现三种形态:一是公司以“职务调整”为名变相解除创始人劳动关系,引发违法解除赔偿争议;二是股东之间矛盾激化后,一方以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等罪名报案,导致创始人被采取强制措施,事后证明系诬告,创始人反过来主张名誉权和精神损害赔偿;三是创始人在公司场所内发生人身伤害,公司是否承担安全保障义务成为争议焦点。


上海某红圈所代理的一起案件颇具代表性。某科技公司创始人李某持股35%,兼任总经理。公司引入投资人后,李某与投资方在经营方向上产生严重分歧。投资方控制的董事会以“战略调整”为由免去李某总经理职务,但保留其董事身份,同时停发工资、关闭其办公系统权限。李某提起劳动仲裁,主张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公司抗辩称,李某作为股东和董事,与公司之间不构成劳动关系,其“总经理”身份属于公司治理层面的聘任关系,任免应适用公司法而非劳动法。仲裁委和一审法院均认为,李某与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接受公司管理、领取固定薪酬,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公司单方免职并停发工资构成违法解除,判决公司支付赔偿金及工资差额。公司上诉后,二审法院维持原判,但在判决书中特别指出,创始人的股东身份不影响其劳动者身份的独立认定,公司治理程序不能替代劳动法上的解除程序。这一裁判观点被多家律所引用,成为处理同类争议的重要参考。


真正让“人身损害”标签进入公众视野的,是另一类更具张力的案件。深圳一家跨境电商企业的创始人王某,在与合伙人决裂后被以“涉嫌职务侵占”报案,羁押近一年。后检察机关以证据不足作出不起诉决定。王某随后提起国家赔偿,并另行起诉原合伙人及公司侵害名誉权,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法院审理认为,原合伙人明知举报不实仍向公安机关报案,主观上存在过错,客观上导致王某社会评价降低,构成名誉权侵权,判决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该案由广东某精品律所代理,入选了当地法院年度典型案例。案件的核心法律争议在于:股东之间的内部纠纷,通过刑事报案方式解决,是否构成权利滥用?法院的裁判逻辑是,举报权是公民法定权利,但行使权利不得损害他人合法权益,捏造事实报案超出正当维权边界,应承担侵权责任。这一判决对创始合伙人的警示意义在于,商业分歧一旦被“刑事化”,反噬风险极高,报案方可能从“维权者”变成“侵权人”。


从法律分析角度看,创始合伙人的人身损害陷阱集中在三个层面。第一层是身份混同带来的救济困境。创始人往往同时具有股东、董事、高管、劳动者四重身份,公司可以借公司治理程序实现“去创始人化”,但劳动法上的解除保护、公司法上的董事罢免程序、股东会决议效力争议,三条救济路径相互交织,选择哪一条,直接决定赔偿金额和举证难度。第二层是刑事报案的工具化倾向。合伙人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时,职务侵占、挪用资金、侵犯商业秘密等罪名常被用作施压手段,一旦报案不实,报案方面临名誉权侵权甚至诬告陷害的刑事风险。第三层是公司场所内人身伤害的责任边界。创始人在公司办公场所发生冲突受伤,公司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司法实践中倾向于考察公司是否及时制止、是否报警、是否提供救助,而非简单以“股东纠纷”为由免责。


对创始合伙人而言,实务层面的启示清晰可循。公司章程和合伙协议中应明确约定创始人被免职的程序性条件,包括提前通知期、补偿标准、股权回购触发机制,避免“突然死亡式”罢免。劳动合同与聘任协议应当分离签署,明确薪酬结构、岗位职责和解除条件,防止公司以“不存在劳动关系”为由规避劳动法责任。股东之间的分歧应通过股东会决议、股权回购、对赌条款等商业机制解决,刑事报案应作为还有手段而非首选工具,报案前应完成充分的事实核查和法律评估。公司层面则应建立创始人退出时的过渡机制,包括办公权限交接、工资结算、社保衔接,减少因程序瑕疵引发的衍生诉讼。


创始人被踢出局后,为何反手把公司告上法庭?——创始合伙人人身损害的法律陷阱

创始合伙人的关系,本质上是一场以信任为起点的长期博弈。当博弈破裂时,法律提供的不仅是事后救济,更是事前的行为边界。人身损害陷阱的真正危险,不在于赔偿金额的高低,而在于创始人往往在失去公司控制权的同时,才发现自己连最基本的劳动者权益都未能保全。把公司章程写细、把劳动合同签实、把刑事报案的门槛守牢,或许才是对“创始人”这三个字最务实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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