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代持引发的争夺战:从一起医疗机构控制权纠纷看隐名股东的资格认定
医疗健康领域因其行业准入的严格性与投资回报的长期性,股权代持现象并不鲜见呢。投资人出于规避竞业限制、简化审批流程或隐藏关联关系等考虑,选择由他人代持股权,这种安排在企业顺风顺水时往往相安无事,一旦公司发展壮大或各方利益格局生变,隐名股东与名义股东之间的控制权争夺便极易演变为旷日持久的诉讼。此类纠纷的核心争议,通常聚焦于隐名股东资格能否被确认,以及其能否据此主张股东权利甚至夺回公司控制权。
笔者近期关注到华东地区某中院审结的一起医疗服务公司股权代持纠纷,该案因涉及一家年营收过亿的连锁医疗机构控制权,且交织着对赌协议、董事会席位争夺等多重因素,在业内颇具讨论价值。本案原告王某系医疗行业资深投资人,2018年因拟投资目标公司所在的细分领域存在竞业限制约定,遂与好友李某达成口头代持合意,由李某作为名义股东持有目标公司35%的股权,对应出资额1750万元均由王某实际支付。双方通过微信记录了出资安排与分红归属,但未签署正式书面代持协议。此后五年间,目标公司业务扩张迅速,李某以股东身份参与董事会决策,并在2022年公司新一轮融资中,代表该部分股权签署了包含业绩对赌条款的投资协议。后因业绩承诺未达标,投资方要求回购,李某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产生分歧,王某此时主张自己才是真正的股东,要求李某归还原股权并赔偿损失,李某则抗辩称双方仅为借贷关系,王某的转账系借款,且公司其他股东对其股东身份并不知情。
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的关键在于隐名股东资格的认定应严格遵循“内外有别”的规则。就内部关系而言,王某提供了转账凭证、微信聊天记录中关于分红比例与股东会表决意向的沟通,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其实际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李某关于借贷关系的抗辩因缺乏借条、利息约定等佐证未被采信。但就外部关系而言,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的相关规定,隐名股东显名需经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而本案中目标公司其余股东明确表示对王某的身份不知情且不予认可,王某亦未能证明其曾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或行使股东权利。最终,法院确认王某享有对应的投资权益,但驳回了其要求确认股东资格并变更工商登记的诉讼请求。这一判决结果,意味着王某虽能拿回投资本金及收益,却无法直接获得公司股权,更遑论控制权。
本案的裁判逻辑,精准诠释了隐名股东权益保护与公司人合性维护之间的平衡。法律对实际出资人的保护,重在财产性权益的救济,而非当然地赋予其股东身份。尤其在医疗行业,医疗机构的设置审批、医师执业注册等均与股东背景密切相关,若允许隐名股东随意显名,可能冲击医疗机构准入监管的严肃性。对于拟通过代持安排进入医疗领域的投资人而言,本案的警示意义在于,代持协议不仅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明确出资、分红、表决权归属等核心条款,更需关注公司未来融资、并购等资本运作中代持关系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名义股东在融资文件中签署对赌条款,其法律后果可能穿透至隐名股东,而隐名股东因不具备股东资格,在面临回购责任分配时往往陷入被动。
从实务操作层面看,若确需采用代持架构,建议在代持协议中设置明确的退出与显名触发机制,例如约定在公司达到特定业绩指标或完成特定轮次融资后,名义股东应配合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并提前取得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及同意显名的书面文件。同时,隐名股东应保留参与股东会、收取分红、查阅财务资料等行使股东权利的痕迹,这些证据在日后确权诉讼中至关重要。对于医疗机构的实际控制人而言,亦应审慎评估代持安排对公司治理稳定性的潜在影响,避免因个别股东的代持纠纷波及整个机构的经营资质与融资进程。
股权代持从来不是简单的“名实分离”,其背后是财产权益与身份权益的复杂博弈。在医疗这一强监管行业,任何股权架构的设计都需将合规成本与法律风险纳入考量。对于已经身处代持关系中的各方,与其在纠纷发生后争夺一纸判决,不如在关系存续期间将规则前置、将证据留足,这或许是本案带给市场最朴素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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